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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沙氏

元代杭州凤凰寺阿老丁以及回回人在杭州的聚居

作者:admin 日期:2019-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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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杭州凤凰寺、阿老丁以及回回人在杭州的聚居

——略论元代为古代杭州对外交往的高峰时期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杨晓春

凤凰寺、阿老丁、八间楼、聚景园……，就像历史长河中闪烁着五彩光芒的小石子，自近代以来一直吸引着中外研究者的注意力，通过它们来触摸元代杭州回回人生活的点点滴滴。本文试在比较仔细地阅读基本史料并尽量吸收大量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一些存在不同意见的问题进行辨析，就一些尚可深入的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就总体的状况进行归纳，更为完整地展现元代杭州回回人的社会图景，并以元代杭州回回人为例简单地说明元代为古代杭州对外交往的高峰时期。

一、关于凤凰寺的始建年代问题

有关凤凰寺始建年代的讨论，一百年来不绝如缕。晚近学人的讨论中也往往对相关的史料以及此前学者的看法有所归纳分析。[①]称凤凰寺唐代始建，文献上的依据是凤凰寺现存的四种清代的碑刻：其一，清顺治五年（1648年）韩文镜撰《重修真教寺记》：“武林真教寺，创自唐代，历宋而元而明。”其二，清康熙九年（1670年）丁澎撰《真教寺碑记》：“创于唐，毁于季宋。元辛巳年有大师阿老丁者，来自西域，息足于杭。眺遗趾而慨然捐金，为鼎新之举。”其三，清乾隆八年（1743年）丁士绅撰《重修真教寺碑记》：“真教寺之建于杭城文锦坊，由来久矣。壮吾教之观瞻，烛万象之本体，历唐、宋、元、明，彬彬可稽。”其四，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马兆龙撰《重修真教寺碑记》“兹寺之□□创焉，暨宋而元而明”，正好有缺字，但是从文意上可以推测为唐代的表述，也正和碑文开篇所谓“原夫礼拜寺之兴也，实始肇于唐纪”相呼应。[②]毕竟是清真寺碑文中言之凿凿，所以采信此说的很多。早在清末，就有西方人士采纳了唐代始建的说法，如云飞得（Frederick D. Cloud）[③]、微席叶（Arnold J. Vissière）[④]，民国初年，费佩德（Robert F. Fitch）也提到了这样的说法，[⑤]近来美国的中国建筑史学者夏南悉（Nancy S. Steinhardt）也同样如此叙述。[⑥]

凤凰寺的四种清代碑刻属于性质相同的一类史料，即是距离所载对象的时代唐代已经非常久远的晚期记述（相去700年以上）。而碑文中只有简单叙述，并无具体的依据，因此相关的叙述只能当作是清代杭州回回人对于建寺的普遍的认识来对待，而不能当作是唐代建寺的可以依据的可靠史料来对待。近来也有学者从唐代回回人可能已经在杭州有所聚居来论证清真寺的存在（一般就认为是凤凰寺），其实这种论证方式最多也只是论证一种可能性，更何况要确实论证唐代杭州已有回回人聚居也是十分困难的。如同对唐代凤凰寺历史的简单叙述，四种清代碑刻也有关于宋代凤凰寺历史的简单叙述。其实，清代碑刻中的说法，不但晚出，不如二百年前的明代中期的碑刻所载为可靠，而且唐代建寺之类的简单叙述其实是明代后期以来不少历史比较悠久的清真寺碑刻中常见的套话。例如福建福州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重建清真寺记》云：“闽之礼拜寺，即清真寺，始建于唐贞观二年。”山东济南南大寺民国三年（1914年）《重修西关清真南大寺碑记》云：“自唐入中原，创建于济南城内。嗣移于西关，历宋、元至明。”河南开封文殊寺街清真寺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碑云：“旧有清真寺一座，创自唐朝。”广东广州怀圣寺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重修怀圣寺碑记》云：“创建以来，由唐至于国朝，代有修葺。”云南昆明南城清真寺约清光绪末年（1898-1908年）《重建清真古寺功德碑》云：“滇省南城内，旧有清真寺，建于唐初，迄历宋、元、明，中间兴废屡矣，俱获修复旧制。”[⑦]其中最为引入注目的当属陕西西安化觉巷清真寺，约明嘉靖五年（1526年）《敕赐清修寺重修碑记》云“其初创立于唐之天宝元年三月”，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拓建敕修清修寺记》云“夫清修寺之设，从来远矣。□建于唐之天宝，由宋逮元，暨及我太祖高皇帝玺命，历数百年于兹，世传宝锡”，[⑧]并且还有署作唐天宝元年（742年）王鉷撰文的所谓唐碑《创建清真寺碑记》专记其建于唐天宝元年，但完全可以证实系出于伪托。[⑨]前述各寺，其实建于唐代的应是极少数，或许只有怀圣寺建于唐代一例为可信。之所以出现追溯到唐代始建的说法，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因为唐代回回入华说为明清以来回回人普遍接受的一种自然衍伸的结果。[⑩]

相比而言，现代学者对于凤凰寺宋代始建的说法是有比较确实的论证的，因此持这一看法的学者也有不少。其中论证最为详实的是古建筑学家刘致平先生，他在《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中说“礼堂后即是砖窑殿三大间，这三大间还是元明时代的建筑被保存下来的。正中部分可能是宋代的遗存。”[⑪]具体论证之后又说“此砖无梁殿是北宋时已有，元初重修。”也就是说他要论证的是凤凰寺现存主要的历史遗迹——窑殿的年代要早到宋代。具体的论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最初创始据许多碑记文献谓创自宋元，主要是因为唐、宋、元以来，杭州是我国大都市之一。南宋经杭州作为首都，更是繁荣富盛。穆民们聚居在杭州经商的很多，有建寺的必要。”这一方面的论证简要的说来就是宋代建寺有条件，当然，即便论证成功也不能直接说现有遗迹是宋代的，也只能是一种可能性的论证——既然宋代已经建寺，现有的古建筑窑殿有可能是宋代的。这方面的论证，他是从两个小的方面来入手的，一是文献记载，他所谓“许多碑记文献谓创自宋元”注释中引用的是《西湖游览志》元延祐间回回大师建的说法，只能用来论证创自元，不能用来论证创自宋。也引了清康熙九年（1670年）的碑，此碑碑文已经前引。如果依照此碑“创于唐，毁于季宋”的说法，其实不利于论证窑殿是宋代的。一是杭州有回回人聚居因此需要建寺的理论上的推测，这一论证也是缺乏力度的。

第二，“在解放前后，又发现原来明代大殿内有阿拉伯文方砖六块半，尺寸为42×42.5×4.7厘米，雕砖的侧面发现‘宋杭州定造京砖’戳记。不过笔者在杭州调查时，仔细观察字迹感到‘宋’字可能有问题。不太象‘宋’字。”所引阿拉伯文方砖材料出自纪思《杭州的伊斯兰教建筑凤凰寺》（《文物》1960年第1期）。这一方面的论证似乎是用来支持宋代说的，但作者又明确表示了怀疑。首先，我认为刘致平先生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杭州为南宋都城（行在）时，并不称杭州，而称临安。郭成美先生也就此表示过怀疑。[⑫]其次，这些砖是在明代的大殿内发现的，不能直接用来论证整个凤凰寺或者其窑殿的年代。总之，这第二方面的论证也是缺乏力度的。

第三，则是引述范祖述《杭俗遗风》中的一段文字：“回回堂在南大街文锦坊地方，系回回教门聚众礼拜之所，故一名礼拜寺。其堂四方壁立，高五六仞，迎面彩画，有回教寺匾额，中间圆门，上造鸡笼顶，两旁列石栏。”刘致平先生分析道：“这段记载，明确地说明了回回堂是‘四方壁立，高五六仞的鸡笼顶’（即半圆拱顶）建筑，即相当于今天存在的三大间后窑殿的正中一间，而这间的面宽达8.84米，约合普通民房两间半大小，这已是一个相当大的砖圆拱顶的礼拜殿了。由现存实物的另一证明，即是这三间后窑不是同一时期的建筑。正中一间是早年的建筑，而左右两间则是后来添建的。由现存大小位置即可断定与正中一间是全然不同时代的建筑。范祖述为北宋时人，所著‘杭俗遗闻’是南宋初年的见闻。回回堂之情况至少是南宋初年乃至北宋即已建成，毁于南宋末年。估计砖无梁殿建筑不易全毁，可能顶部有的破坏，而阿老丁‘为鼎新之举’，但是‘鼎新’到什么程度则不易判断。现有后窑殿内外墙全用白灰抹饰，根本看不到砖的尺寸砌法等，所以根据现有材料，只能谓现存的后窑殿正中部分为宋建，元重修之物（即宋时已有此砖砌无梁殿，而元代予以重修，可能大部分重修）。而左右而较小的砖窑殿则为元或明（十五世纪后半纪）所建之物。”刘致平先生认为范祖述为北宋时人，所以所引范祖述《杭俗遗风》的文字就成为他论证凤凰寺窑殿为北宋时所建的最关键的依据。按北宋有一位范祖述，而著《杭俗遗风》之范祖述则为清代后期人，其《杭俗遗风》自序署“同治二年岁次癸亥孟秋之月钱塘范祖述月桥氏著于闽省之与宜阁”，跋署“同治二年岁次癸亥仲冬望日钱塘范祖述月桥氏著竣于闽省与宜阁”。杨新平先生已经指出刘致平先生此误。[⑬]而原书“内造鸡笼顶”一句后还有“远见犹如自鸣钟一座”一句，[⑭]刘致平先生所引遗漏了。[⑮]根据此句，也便不会将此书当作是宋代人的著作了。至于元代“鼎新”云云，出自清康熙九年（1670年）碑，明代的记载中并不见。这么看来，第三方面的论证更是不可信据的了。

此外，还有建筑史的学者论及凤凰寺现存古建筑的时代问题，认为“窑殿部分的历史较一般认为的是元代遗构可能更早些”。[⑯]礼拜殿内后墙各间现存的石刻经台三座的须弥座形制，有学者认为“元代以后所少见”，[⑰]有学者认为“当时元代以前的作品”。[⑱]也有学者据此论证凤凰寺为宋代所建。寺内现存的石柱础，也有认为是宋代的，于是也有学者认为有助于说明寺为宋建。至于其他一些同样持宋代说的学者，则大都不做进一步的论证。[⑲]建筑风格的断代，本有一定的模糊度，据某一建筑构件断代则更容易有所偏差。而元代南方地区的建筑承袭南宋的情况则更为突出。建筑史家傅熹年先生即指出：“在元代，北方的元官式和南方江浙地区由南宋官式转化的江浙地方传统是两个并行的建筑系统。元虽统一了全国，但在文化上包括建筑，却没有能像隋唐和北宋初那样在统一基础上令南北交融，出现新风。”[⑳]

总之，要论证凤凰寺现存主体建筑为宋代所建，文献方面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遗存方面则缺乏明确的断代结论。

泉州清净寺大殿，通过考古发掘，明确了最早有宋代的地层，[21]并且可以和元代碑刻文献中的记载互相印证，明确了始建于宋代的结论，广为学界所接受。如果有可供考古发掘的机缘，或许可以由此而彻底解决凤凰寺始建年代的争议。

以上讨论了学术界关于凤凰寺创建于唐、宋时期的说法，以下讨论凤凰寺创建于元代的说法。

现存有关凤凰寺始建的叙述明确且时代较早的文献记载有两条，均指向元代。其一是明景泰四年（1453年）郑厚撰《杭郡重修礼拜寺记》所载：

寺创于前元世祖至元辛巳。[22]

其二是明嘉靖间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所云：

元延祐间，回回大师阿老丁建。[23]

两种记载在元代建寺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建寺的具体年代有所不同，一作“至元辛巳”，一作“延祐间”。明碑所载时代更早，又出自教内的说法，并且还有年代上的准确计算——碑文称“寺创于前元世祖至元辛巳，回辉氏世守之，迄今二百一十余年如一日也”，立碑之弘治六年（1493年）至至元辛巳（十八年，1281年），相距212年。明碑还明确地用了“创”字。

至于文献中创于唐或宋的说法，则要晚出很久。其中最早的当属清康熙九年（1670年）丁澎撰《真教寺碑记》所云：

元辛巳年有大师阿老丁者，来自西域，息足于杭。眺遗趾而慨然捐金，为鼎新之举。表以崇闳，缭以修庑，焕然盛矣。

把元代看成是重修的时期，但是其中的“元辛巳年”，就出自明碑《杭郡重修礼拜寺记》。《真教寺碑记》似乎综合了《杭郡重修礼拜寺记》和《西湖游览志》两者的记载。其实大约同时期（成书于雍正年间）的杭州地方文献《郭西小志》，也仍是持元代始建说的：

杭城有礼拜寺，回人礼拜处也。在猫儿桥之西南。相传起于元时，明成化中重建，拓地加宏焉。[24]

除了历史文献，凤凰寺现有历史遗存的主体部分——大殿的建筑风格，总体也支持元代说。当然，正如前文已经讨论的，这个问题也仍没有明确的最后意见。甚至关于大殿的建筑风格的判断，也有不同意见。一般认为大殿保持了域外建筑的风格,但是美国学者夏南悉（Nancy S. Steinhard）认为凤凰寺的主体建筑有着东亚本土的来源，她将主体建筑的三个藻井和平面上的凤凰造型追溯到唐代的建筑空间造型。[25]

综上，可以认为凤凰寺创建于元代是有明确的历史文献的支持、比较切实的看法。

二、元代杭州回回闻人阿老丁

明嘉靖年间成书的《西湖游览志》所载元代杭州回回宗教人士阿老丁（‘Ala al-Dīn），又见于清康熙九年（1670年）丁澎撰《真教寺碑记》，均见前文所引。《真教寺碑记》所谓“元辛巳年”似乎出自明景泰四年（1453年）郑厚撰《杭郡重修礼拜寺记》，但这一碑记没有提到阿老丁。

阿老丁是一个常见的回回人名，因此元代以阿老丁为名的回回人很多。除了建寺之阿老丁，现在所知的元代杭州名为阿老丁的回回人还有三位。那么有没有可能和建寺之阿老丁是同一人呢？

第一位是葬在杭州的舍剌甫丁的长孙。《两浙金石志》关于舍剌甫丁墓碣的题跋中，认为舍剌甫丁长孙阿老丁就是建真教寺之阿老丁，[26]舍剌甫丁生于大蒙古国庚戌年（1250年），卒于至治三年（1323年），他的长孙，时间上不合至元间已经建寺之阿老丁，即使取延祐年间，年龄也偏小了。对此，田坂兴道已作辨析。[27]以往学者还有猜测与凤凰寺有关的阿老丁是元末明初著名的回回文士丁鹤年的曾祖父阿老丁，刘迎胜老师已予否定。[28]他的意见是对的，丁鹤年家族本不居住在杭州，直到元末丁鹤年才徙居于杭州。

第二位是凤凰寺第4号阿拉伯文-波斯文墓碑的墓主火者·阿老丁·宾·火者·赡思丁·亦思法杭（Khawāja ‘Ala al-Dīn b. Khawāja Shams al-Dīn al-Iṣfahānī），此人卒于伊斯兰历727年6月23日（公元1327年5月16日）。[29]从时间来看，与建寺之阿老丁一致，因此有学者认为与建寺之阿老丁为同一个人。[30]不过碑文中完全没有墓主是一位宗教职业者的身份的痕迹，使人怀疑有可能也仅仅是同名而已。

第三位是凤凰寺明景泰三年（1452年）明代波斯文-阿拉伯文碑提到的立碑者法忽鲁丁（Fakhru’d-Din）的祖父阿老丁·迭里迷（ʻAla’ud’d-Din of Tirmith）。[31]这一位阿老丁的家乡是迭里迷，[32]和上述墓碑的阿老丁为亦思法杭人不同，不可能是同一个人。这方明代的碑刻显示的这一位阿老丁家族和凤凰寺关系非常密切。从元初至元十八年（1281年）到明景泰三年（1452年），相去一百七十年，假设阿老丁创寺在他的青年，法忽鲁丁立碑在他的老年，一共有三代人，如果都比较长寿，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阿老丁是延祐时（1314-1320年）人，则可能性更大一点。

总体权衡，我倾向于建寺的阿老丁为第三位阿老丁。

《西湖游览志》记阿老丁的身份是回回大师，那么回回大师是怎样的一种身份呢？

《元典章》记载的一个案例，出现了回回大师，很可以说明在司法环节中回回大师的作用：

至元六年三月，中书户部：

据大都路来申：“麻合马状告：‘至元二年正月内，凭媒人法都马等做媒，说合女阿赊与阿里男狗儿为妇。至去年七月内，有婿狗儿身死有，阿里道，交故狗儿弟收要。’勾责得媒人法都马状称：‘至元二年正月，说合麻合马女阿赊有阿里男狗儿为妇有。阿里下与讫麻合马金脚玉板环儿一对、红紸丝一个、绢二疋、盖头一个、羊二口、面一担、酒三十瓶。在后女婿身故，目今阿赊年二十岁，小叔骡骡一十五岁。’得此。就问得回回大师不鲁溪等称：‘回回体例，女孩儿不曾娶过、死了的孩儿，若小叔接续，女孩儿底爷娘肯交收呵，收者。不肯交收呵，下与的财钱回与一半。’这般体例。又照得：‘娶妻财毕未成者，男女丧，不追财。’欲便照依回回体例，不曾断过如此事理，诚恐违错，乞明降”事。省部得此。仰更为审问无差，依理回付一半财钱施行。[33]

回回体例，即是回回教法。至元二年大都路地方政府遇到有关回回人内部的案件时，要向回回大师咨询，回回大师则是援引回回体例给予回答，最后回回大师的意见在实际的司法活动中确实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成为司法的依据。由这一案件可见回回大师是兼管回回人的司法事务的。

这一案件，也不免使人联想到元代还有“哈的大师”的称号。[34]《元史》中记载：“诸哈的大师，止令掌教念经，回回人应有刑名、户婚、钱粮、词讼并从有司问之。”[35]《通制条格》所载一段至大四年十月四日的公文节文，引到圣旨说：“哈的大师每，只教他每掌教念经者。回回人应有的刑名、户婚、钱粮、词讼大小公事，哈的每休问者，教有司官依体例问者。外头设立来的衙门并委付来的人每，革罢了者。”[36]《元典章》所载皇庆三年三月的一段公文，引及至大四年的公文，也包括其中的圣旨内容。[37]《元史》中的记载应该由此圣旨而来。“哈的”，阿拉伯文宗教法官的意思，而“大师”则是佛教僧侣的称号，常见“西番大师”指藏僧。“哈的大师”应是两个词汇拼合而成的。由此可知“回回大师”，也就是“哈的大师”。《元典章》前引案件，正在元朝皇帝圣旨“哈的大师每，只教他每掌教念经者。回回人应有的刑名、户婚、钱粮、词讼大小公事，哈的每休问者，教有司官依体例问者”颁布之前。

那么，延祐年间真教寺的回回大师，其职能就只是“掌教念经”了。

成化《杭州府志》则载：“礼拜寺，在西文锦坊之南。元回回大师叫佛之所。”[38]说明“回回大师”的宗教职能是“叫佛”。“叫佛”是汉语语境中指称伊斯兰教宗教职业者对着安拉祈祷的状态。如郑思肖《心史》记一事云：“回回事佛，创叫佛楼，甚高峻。时有一人，发重誓，登楼上，大声叫佛不绝。”[39]明代类书《刘氏鸿书》摘引《原始秘书》“回鹘”条云：“其国之人所奉者，止知有一天，其它神佛皆不奉。虽曰神曰佛，谓皆是天生他也，拜天求天求道，方得为神为佛，天不教他做，他如何得做？是知生我养我皆是天，万物皆是天生，故所奉者天也。若别再奉神佛，是有二心，如人不忠不孝一般。其教门只知奉天，故每岁自正旦日起晨昏叫福。以面背其壁，曰目不视邪色；以指掩其耳，曰耳不听淫声；方举首叫天，谓之求福；两手捧之，曰接福；以手如得物状揣入怀内，曰天赐福矣；然后拜谢，是为叫福。世俗以叫佛传之，谬矣。故有叫福楼是也。”[40]可见通常还是称作“叫佛”的。元代剧作家吴昌龄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天一阁本《录鬼簿》题作“西天取经”，注其正名为“老回回东楼叫佛，唐三藏西天取经”。[41]此剧全本已不存，现存一套《狮蛮国直指前程》（《升平宝筏》第十八出），主题就是老回回迎接唐僧，戏文中频频出现“叫佛”字样。[42]

此外，元代医学家王珪《泰定养生主论》载：“余闻《回回大师经》云：其国有伏法重囚，对主者曰：‘吾死无词，但令吾母一见，死而无憾。’即令见之。囚曰：‘我生时食母乳，我今死也，亦欲食母乳，全我始终。’既食其乳，即啮死其母。官责其故。囚曰：‘我今死于不法，是母教我也。我未会言语时，母即教我骂人。及其能行也，教我瞒人。我取取得物归家，则爱我喜我。我渐至于今日，所以恨之也。’”[43]提到的《回回大师经》，应该是回回文的经典吧。明代初年翻译《天文书》的马沙亦黑，他的身份也是“回回大师”。[44]

总之，元代真教寺的回回大师阿老丁，是一位宗教职业人员。阿老丁最初有可能在宗教事务之外，还主管回回人的法律事务，是回回社区的核心人物。后来则仅仅负责掌教念经事宜。

三、元代回回人在杭州的聚居——人口数量问题

元代回回人在杭州的聚居，首先表现在有一定数量的人口。

元初杭州文士周密在他的笔记《癸辛杂识》中说：“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复回首故国也。”[45]周密心目中的“江南尤多”，恐怕主要就是根据他在杭州生活的所见所闻得来的，《癸辛杂识》中就有多条关于杭州回回的细致的记载。周密的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在江南的回回侨民很多，在入居中国的回回人中占明显的份额。这其实很难证实，元代回回人的聚居地很多，根据日本学者田坂兴道和中国学者杨志玖先生、邱树森老师的研究以及笔者在杨志玖先生基础上所作补充研究，可以说是遍布大江南北。[46]但是根据杨志玖先生所列有关各地回回人数量的史料，明确知道有较多回回人口的聚居地似乎基本上在北方。第二层是这些回回人已经定居下来，所谓“宜乎”，是顺承“江南”往下的，应该是说“中原”特别是“江南”的条件好，所以他们不愿意再回到母国了。上引《癸辛杂识》中的一句话，是在针对回回国来华路程艰难而言的。对于旅途的苦难，其原文可谓极尽渲染之能事：“回回国所经道中，有沙碛数千里，不生草木，亦无水泉，尘沙眯目，凡一月方能过此。每以盐和面作大脔，置橐驼口中，仍系其口，勿令噬嗑，使盐面之气沾濡，庶不致饿死。人则以面作饼，各贮水一榼于腰间，（或牛羊浑脱皮盛水置车中。）每日略食饵饼，濡之以水。或迷路水竭，太渴，则饮马溺，或压马粪汁而饮之。其国人亦以为如登天之难。”元初江南回回多，是周密的观感，有助于说明元初杭州回回人具有一定的数量，但是并不太确凿，反倒使人相信南宋时期杭州回回人即便有也是数量很少的，不然周密的回回人多的印象便没有着落了。

有关元代杭州回回人口数量的另外一类材料是元代回回墓葬及墓碑的数量。回回墓碑的真切情况，已经随着回回墓地的完全破坏，基本上不能够说得很明白了。大致的情况是，民国年间发现的穆斯林墓碑，多的说是有百件以上。1953年政府组织的迁坟，据估计有2000多座，一挖有10000多座，下面还有但是没有再挖。至于现在保存下来的墓碑，只有20方；发现10000余方墓碑的说法，是不可信的。[47]需要说明的是，1953年迁坟时发现的墓葬是一层一层的，有三、四层甚至更多，这说明是不同历史时期逐渐形成的，因此10000多座的数量不能用来说明某一历史时期的回回人口状况。当然，即便如此，也已经能够说明历史上杭州回回具有相当的数量了。

还有一类资料是同时期西方旅行家对于杭州人口以及穆斯林人口的记述，非常夸张，我认为完全不可信，具体的情况容另文讨论。

四、元代回回人在杭州的聚居——居住区问题

元代回回人在杭州的聚居，其次表现在居住区、墓地、清真寺几个要素都具备。元代杭州清真寺的代表凤凰寺已见前述。成化《杭州府志》共有三处涉及到杭州清真寺的情况，除了位于西文锦坊之南的礼拜寺（即今天的凤凰寺），还有积善桥（回回新桥）旁的回回拜佛堂和靠近杭州庙学的回回氏礼拜寺，后者建于元代，前者创建时代不明，学者认为也在元代。[48]以下比较具体地讨论居民区和墓地问题。[49]

元代杭州回回人的主要居住地，可以证实的有市西坊（后来明代的西文锦坊）、天井巷、荐桥、丰乐桥四处。

第一处是市西坊，为凤凰寺所在的地方。元代凤凰寺的存在完全可以肯定，考虑到清真寺附近一般都有回回人居住，而且后来此地的一条巷子羊坝头一直成为回回人的聚居地，[50]可以认为元代凤凰寺附近居住着回回人。凤凰寺所在，明代称西文锦坊，南宋称市西坊，元代应沿用市西坊一名。

第二处是天井巷，有回回大师家，见于元初周密的《癸辛杂识》：

壬午岁，忽有海鳅长十余丈，阁于浙江潮沙之上。恶少年皆以梯升其背，脔割而食之。未几，大火，人以为此鳅之示妖。其说无根。辛卯岁十二月二十二三间，又有海鳅复大于前者，死于浙江亭之沙上，于是閧传将有火灾。然越二日于二十四日之夜，火作于天井巷回回大师家，行省开元宫尽在煨烬中，凡毁数千家。然则滥传有时可信也。（此欠考耳，此即出于《五行志》中，云：“海鱼临市，必主火灾。”行省即宋秘书省，畜书并板甚多。故时人云：“昔之木天，今之火地也。”）[51]

这一位居住于天井巷的“回回大师”是至元间人，而前文已述及大约同时的阿老丁也有“回回大师”的称号，似乎有可能就是同一个人。

《咸淳临安志》记坊巷有天井坊，并注：“天井巷，旧名通浙坊，稍西为龙舌头。”又注：“已上并在南御街东西。”[52]则天井巷与天井坊，指同一处地方，巷指街巷，坊指居民区。刘迎胜老师考天井巷一带是南宋临安的重要地方，是秘书省、敕令所、太常寺等国家机构所在，也是高级府邸所在，“回回大师居于此，说明宋亡后，因江山易帜，这里的豪宅落到回回人中。”[53]

第三处是荐桥旁八间楼，为回回富家所居，见于元末江南文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记载：

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八间楼，皆富实回回所居。[54]

“有高楼八间”，看来居住的回回人有一定数量。刘迎胜老师指出荐桥东是一个多种外来民族混居的地区，除了回回人，还有也里可温、犹太人、畏兀儿人。[55]

第四处是丰乐桥东，见于元代杭州回回人舍剌甫丁墓碣记载：

及其余年可仕，乃急流勇退，隐居于杭之丰乐桥东旧班前。筑池圃，植花竹，为高世避贤之举。[56]

丰乐桥在荐桥之北不远处。至于“旧班”，《乾道临安志》载：“禁卫诸班直营，（一在天庆坊，一在保民坊，一在崇新门里，一在艮山门里。）皇城司亲从亲事等指挥营，在丰乐桥东。”[57]查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初刻本《西湖游览志》中的《宋朝京城图》（图三），[58]丰乐桥东、崇新门内往北不远处有诸班直营，则墓碣中的“旧班”就指禁卫诸班直营之一在崇新门里者。

咸淳四年（1268年）《临安志》为南宋灭亡前的杭州方志，因为距离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下临安不到十年，所以其中的杭州地图可以大致反映元代，特别是元代初年杭州的情况。此书原刊本尚存，《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史部》影印了南京图书馆藏宋咸淳刻本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咸淳临安府刻本。但是南图藏本中的《京城图》部分版面模糊不清，而国图藏本则更甚。《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影清道光十年（1830年）钱塘汪氏振绮堂刻本，《京城图》右上侧注明为“同治六年（1867年）补刊”，文字比较清晰，但是部分文字以方框代替，考虑到南图藏本为清末大藏书家杭州人丁丙的旧藏，比对南图藏宋咸淳刻本，可以推测清道光本就是根据此本覆刻的。此外，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初刻本《西湖游览志》中有一幅《宋朝京城图》，就出自《咸淳临安志》。全图由四个半叶拼合而成，文字清晰。[59]以下提供两种版本《咸淳临安志》中的《京城图》（图一、图二）和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初刻本《西湖游览志》中的《宋朝京城图》（图三），用来说明元代杭州回回人居住的四个地点。

图一宋咸淳刻本《咸淳临安志》之《京城图》[60]

（图中标出了市西坊、天井坊、荐桥、丰乐桥四处地名）

图二清道光十年（1830年）钱塘汪氏振绮堂刻本《咸淳临安志》同治六年（1867年）补刊之《京城图》[61]

（图中标出了市西坊、天井坊、荐桥、丰乐桥四处地名）

图三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初刻本《西湖游览志》之《宋朝京城图》[62]

从图中显示的四个地名的位置，可以发现元代杭州回回人的居住地是比较集中的，位于杭州城比较中心的位置。相对而言，凤凰寺又位于几个回回人居住地的中心位置。从方便礼拜的角度看，这是比较自然的选择。当然，有的居住区附近在某些时期还另有清真寺的建设，但是存在的时间都不像凤凰寺那么长，并且重要性也要远远低于凤凰寺。

五、元代回回人在杭州的聚居——墓地问题

元代杭州回回人的墓地，在杭州城西垣外的聚景园。对此，不少元代文献都有记载。早的如至元间周密《癸辛杂识》载：“其棺即日便出瘗之聚景园，园亦回回主之。凡赁地有常价，所用砖灰匠者，园主皆有之，特以钞市之。”[63]晚的如至正间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聚景园，回回丛冢在焉。”[64]这两处记载为研究者所熟知。此外，如元初尹廷高咏杭州的组诗《西湖十咏》，在关于柳浪闻莺的诗题下注：“在聚景园，今为回回坟。”[65]

聚景园是什么地方呢？

南宋时期的聚景园是一处皇家苑囿。《咸淳临安志》载：“在清波门外，孝宗皇帝致养北宫，拓圃西湖之东，又斥浮图之庐九以附益之，（清波门外为南门，涌金门外为北门，流福坊水口为水门。）亭宇皆孝宗皇帝御扁，尝恭请两宫临幸。光宗皇帝奉三宫，宁宗皇帝奉成肃皇太后，亦皆同幸。岁久芜圮。今老屋仅存者，堂曰揽远，亭曰花光。又有亭植红梅，有桥曰柳浪、曰学士，皆粗见大概。惟夹径老松，益婆娑。每盛夏，芙蕖弥望，游人艤舫绕堤外。守者培桑莳果，有力本之意焉。”[66]可见聚景园始建于南宋孝宗时，在临安城西墙之外，西湖之东，其范围南起清波门，北到涌金门，南北各置门。到《咸淳临安志》修纂之时，已是“岁久芜圮”。《西湖游览志》则记清波门外沿城而北有聚景园，谓：“聚景园，孝宗所筑。先是，高宗居大内，时时属意湖山，孝宗乃建名园，奉上皇游幸。园中有会芳殿，瀛春、览远、芳华等堂，花光、瑶津、翠光、桂景、灔碧、凉观、琼芳、彩霞、寒碧等亭，柳浪、学士等桥，迭石为山，重峦窈窕。其后累朝临幸。理宗已后，日渐荒落。故高疏寮诗：‘翠华不向苑中来，可是年年惜露台。水际春风寒漠漠，官梅却作野梅开。’不久而黍离之感作矣。今惟柳桥尚存，世称柳浪闻莺者是也。园傍旧有灵应堂，俗呼包道堂，水心寺，陆莲庵，法喜院，兴福院，定水院，凡浮屠之庐九，并归园内。”[67]说到“理宗已后，日渐荒落”。《咸淳临安志》书成于咸淳四年（1268年），此时聚景园已经荒废颇久，但是还没有任何有关回回墓葬的内容。况且《咸淳临安志》最后还明确提到了“守者”，此“守者”当然是看守这处虽然荒废但仍然是皇家园囿的地方的。

那么，聚景园又何以成为回回葬地呢？

白寿彝先生认为：“聚景园原为宋代胜地，而历之及清初，迄为伊斯兰人之墓地。伊斯兰人之初择在此，盖亦因此为胜地之故。”[68]而据明代《渚山堂词话》载：“聚景园，有故宋宫人殡宫。”[69]估计是在南宋后期聚景园荒废的时候，聚景园仍为皇家所有，也就成为了宫人的葬地。入居杭州的回回人将墓地选在此处，也算是因地制宜了。

除了聚景园，文献记载中还有“南园”一地，也是元代杭州回回人的葬地所在。明确可知葬在此处的回回人物有两位，一位是出土了墓碣的回回官僚舍剌甫丁，来江南做官后定居杭州，其墓在杭州南屏山麓，其墓碣云：“孤子木八剌沙、纳速鲁丁已于癸亥至治岁孟秋吉日，奉公营葬于钱塘之西湖南园，从治命也。然哀慕公之罔极，遂志公之功德于石，□示后之子孙于无穷，庶少发公之幽潜于万一云。泰定甲子孤子木八剌沙、纳速鲁丁立。”[70]另一位是元末明初寓居杭州的回回诗人丁鹤年，康熙《杭州府志》载：“丁高士鹤年墓。（在钱塘学士港之南园。）”[71]当然，丁鹤年墓的时代已在明初。[72]

南园也如聚景园一样，是南宋杭州的一处著名的园林，一度也是皇家园囿。《淳祐临安志》记长桥南园，曰：“旧名庆乐，在长桥之西，故平原郡王韩侂胄园也。后归于御前。淳祐中，赐嗣荣王与芮。内有西湖洞天。”[73]《咸淳临安志》记胜景园，曰：“在长桥南，旧名南园。慈福以赐韩侂胄。后复归御前。理宗皇帝拨赐福王，御书胜景二字为扁。”[74]

至于学士港，《西湖游览志》载：“学士桥，当故宋聚景园前，盖城中铁冶岭诸山之水，旧出钱湖门，输委于西湖者，必经桥下。大小歧派，若夹字然，故称夹字港。港长九十六丈，后人讹为学士港，然则学士桥者，岂即夹字桥之误欤？而宋时《咸淳志》、《梦梁录》诸书，皆无夹字桥之名，独《武林旧事》有学士、柳浪等桥，而柳浪闻莺遂为西湖十景之一，又不可谓无据也。”[75]但是据前引《西湖游览志》关于聚景园的叙述，则学士桥也是聚景园中的景物。据今日杭州地图，学士港在清波门南，则《西湖游览志》或许有误。

南宋末年端平二年（1235年）耐得翁作《都城纪胜》，专辟“园苑”一节，其中也列出了聚景园、南园：“城西清波、钱湖门外聚景御园。（旧名西园。）……南山长桥则西有庆乐御园。（旧名南园。）”[76]钱湖门更在涌金门之北，可能有误。

以上聚景园、学士港、长桥等地名，可以参看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初刻本《西湖游览志》之《宋朝西湖图》，原图共八个半叶。（图四）《西湖游览志》之《今朝西湖图》，则有学士桥、长桥，而无聚景园。

图四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初刻本《西湖游览志》之《宋朝西湖图》[77]

（下半截图最右下角标出了聚景园、学士港，长桥则靠近中部）

这么看来，聚景园在北，南园在南。学士港与聚景园则是相连的。聚景园和南园二名，都是南宋园林的名称，回回墓地对此的沿用，只是当做一个旧的地名而已，按常理应该还有指称回回墓地的更为明确的名称。元代的文献对此已有记载，如前引尹廷高《西湖十咏》称当时名聚景园所在的回回墓地为“回回坟”。明代的文献则普遍称为“回回坟”，并且有的显示位置是“清波门以北、涌金门以南”[78]。也有明代回回墓地明确说是在学士港的，如康熙《杭州府志》记御史木讷墓“在钱塘学士港口”。[79]清代聚景园所在的回回坟仍然存在，《清波小志》谓“聚景园，在清波门外，孝宗致养之地。……今则为番回埋骨之地，冢墓高低，狐狸窜伏”，又谓“柳浪闻莺，为西湖十景之一，即指柳浪港也。康熙三十八年，翠华南幸，十景俱有宸翰。地方官查访旧迹，创建亭榭，以供御碑。因柳浪港所在逼侧，欲开拓之。左右皆番回冢墓，时中丞张公敏恻然曰：‘圣王之政，掩骼埋胔，吾岂忍发掘久埋之骨乎！’相度灵芝寺前有隙地，鸠工构造，复开浚池沼，环植柽柳。每岁暮春，裙屐毕至，黄鸟鸣于其间，坐憩久之，不减双柑斗酒之乐也。”[80]这是清代康熙、雍正时候的情况。这一片地方，作为回回墓地，一直持续到1953年杭州市政府迁坟为止。

明代方志的记载，有助于析清明代回回坟的具体位置和范围。其一是嘉靖《仁和县志》关于街巷的记载，多处涉及回回坟：

自羲和坊从西至东大路乃是药市街，其街南界属钱塘，其街北过炭桥，过丰乐桥：安平巷，三官巷，塔儿巷，马市巷，升平巷，旧城基南路。（内有回回坟。）

自清宁坊鹅鸭桥过盐桥、菜市桥抵庆春门一直大街，其街南：延定巷，七郎堂巷，兴忠北巷，西北巷，大福清巷，小福清巷，上八界巷，福祐巷，肃义巷，旧城基南路，（南往回回坟。）保信巷，菜市巷，新开路，保家巷，瓦子巷，蒲场巷。[81]

又康熙《仁和县志》载：

自羲和坊从西而东至横街即肃义坊街亦药市街也，其街南界属钱塘，其街北过炭桥：为善履坊，为诸投巷，为固宁巷，为兴忠南巷；过丰乐桥：为安平巷，为三官巷，为塔儿巷，为皮市巷，为升平巷，为旧城基南路。（相传内有回回坟，故俗称回回坟头。）

自清宁坊鹅鸭桥过盐桥直抵庆春门大街，其街南：为延定巷，为七郎堂巷，为兴忠北巷，为西北巷，为清宁巷，为小福清巷，为上八界巷，为福祐巷，为肃义巷，为旧城基南路，（今名南城巷，南往回回坟。）为保信巷，为菜市巷，为新开路，为韩家巷，为瓦子巷，为蒲场巷，为南刀茅巷。[82]

根据这些街巷的位置，大致可以确定回回坟的位置所在。庆春门大街往西至钱塘门南，经过炭桥的大街往西至涌金门北，往南可通回回坟，则回回坟大抵是指聚景园所在的回回坟。明代人所谓的旧城基，指元末重修的杭州城城垣。元初曾大量拆除各地的城墙，到了元末，因为需要抵御各地的起义，又开始大量修城。[83]杭州城也在此之列。元末贡师泰《杭州新城碑》[84]详记相关的史实。回回坟在旧城基南路，是沿着西墙的道路，回回坟是其中特别显眼的一处地方。

其二是万历《杭州府志》引述的此书纂修者陈善（署作云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致仕郡人陈善）的说法：

善曰：……顷见沿城诸堤，学士桥自东至西二十一丈南北一十七丈，回回坟东西三十九丈南北七十二丈……受沙碛者俱为平陆，堤增数百丈，即湖水减数百丈，今不禁，湖身日隘，过数十年，将遂无西湖矣。[85]

其中有回回坟的明确范围，是“东西三十九丈南北七十二丈”。按照明代的量地尺一尺为0.3265米来计算，[86]则约为东西127.3米、南北235米的一个长方形的地块。

六、从回回人入居杭州的历史略论元代为古代杭州对外交往的高峰时期

杭州在唐代甚至更早的历史时期已经存在着对外交往，南宋杭州成为实际上的都城之后，更在对外交往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如果从对外交往的对于一个城市实质的影响来看，元代可以看作是古代杭州对外交往的高峰时期，而回回人在元代的大量入居正是说明这样的看法的有力的证据。

首先，元代回回人大量入居杭州，营建了清真寺、居住区和墓地，改变了杭州的城市景观。

元代杭州城中前后存在着三座清真寺，其中的凤凰寺不但位于城市最中心地带，而且体量高大；杭州城中至少有着四个回回人的居住地，基本上都靠近凤凰寺；城西侧紧靠西湖则为面积比较可观的回回墓地——回回坟（聚景园），元代大多数时间杭州城无城墙，此处墓地当更为显眼。周密曾记述他在城内的居处瞰碧园可以看到回回坟地聚景园的情况。[87]清真寺、回回坟构成了杭州城一道具有浓郁的异域风情的城市景观。此外，一定数量的回回居民活动在杭州城内，他们大多数应该是典型的西域人的长相，这也是一道独到的城市景观。

其次，元代回回人入居杭州，从属于蒙古征服之后回回人的大量来华。

对此，凤凰寺保存的元代回回人墓碑可以充分说明。有多种墓碑刻有强调墓主是异乡人的词句，如第1号墓碑引到穆罕默德话：“人殁于异域，则其死有若殉道者。”[88]第2号墓碑两次引到穆罕默德的话：“人殁于异域，则其死有若殉道者。”“异乡之死是为殉道。”[89]第3号墓碑两次引到穆罕默德的话：“人殁于异乡则其死有若殉道者。”“异乡之死是为殉道。”[90]第5号墓碑称“愿真主照亮他的墓穴，让他的荣光长耀。他一生之中扶助弱者，尽其韶华关怀异乡人。”[91]第7号墓碑两次引到穆罕默德的话：“人殁于异乡，则其死有若殉道者。”“异乡之死是为殉道。”[92]第12号墓碑两次引到穆罕默德的话：“人殁于异乡，则其死有若殉道者。”“异乡之死是为殉道。”[93]第17号墓碑引到穆罕默德话：“人殁于异乡者，则其死有若殉道者。”[94]总的来说，给人一个印象，他们是从远处徙居杭州的。同时，也说明是墓主是刚刚入华的回回人，很可能是第一代入华的回回人。泉州的回回墓碑也多见这样的句子，可见在元代入华的回回人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中第2号墓碑和第4号墓碑的墓主是父子二人，但是只有第2号墓碑刻了如此词句，说明这样的词句也不会随便刻的，而这父子二人，分别是刚刚入华的第一代和已经不能称作异乡人的第二代。至于来华的时间，可以根据卒年大致推断。已知卒年的共有6例，时间比较集中，是伊斯兰历707年4月29日（公元1307年10月28日）到伊斯兰历752年（公元1351年）。如果以平均卒年50岁计，则出生于公元1257-1301年，如果是20岁成年的时候来华，则来华时间在公元1277-1321年，都是在蒙元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3号墓碑墓主先定居大都再迁移杭州的情况。早在清代中期就已经得到发现和公布的舍剌甫丁墓碣，反映的也是同样的回回人从大都迁居杭州的情况。[95]

再次，元代回回人在杭州的聚居，也为今天的杭州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有关元代回回的遗迹，是有关杭州对外交往的文化遗产中最厚重的部分。凤凰寺是有关杭州城对外交往的唯一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丁鹤年墓亭[96]则是有关杭州城对外交往的唯一一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见一斑。

有关丁鹤年墓所在地问题，承蒙浙江大学楼毅生先生提醒其葬于武昌的相关记载，谨此致谢！

[①]杨新平先生归纳，见诸文献记载的有两种：1.南宋绍兴二年建（清康熙《浙江通志》卷20，真教寺条“丁澎碑记”）；2.元延祐间（见《西湖游览志》卷18，《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七）。见诸碑石铭刻的有两种：1.元至元辛巳建（见明弘治六年《杭郡重修礼拜寺记》）；2.创自唐代（见清顺治五年《重修真教寺记》，清康熙九年《真教寺碑记》，清乾隆八年《重修真教寺碑记》，清光绪十八年《重修真教寺碑记》）。见诸今人论著或辞书的有五种：1.唐武德年间或贞观元年建（丁瑞华：《弘治凤凰寺与回民生活》，见《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吴振华：《古代杭州及其外港的海外贸易》，见《浙江工商业史研究文选》第一辑）；2.唐天宝十二年（见《成达文荟》第2辑）；3.建于唐代（张敏杰：《杭州真教寺始建于何时》，见《浙江学刊》1983年第2期；《中国名胜词典》1981年；《古建筑游览指南》，《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词典》1986年）；4.始建于宋代（见《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第11章第4节《回族建筑》）；5.建于元代或元至元十八年（万叶：《伊斯兰教东来与我国沿海几处清真古寺始建考》，《中国穆斯林》1958年第4期；《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附“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大事年表”）。（杨新平《杭州凤凰寺创始、重建年代考》，《杭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

李兴华先生将之归纳为七种说法：始建于唐贞观年间（627-649年）说、始建于唐说、相传始建于唐武德年间或贞观年间说、“可能始建于唐、宋时期”说、“南宋时已经建造”说、“寺创于前元世祖至元辛巳（1281年）”说和元延祐间回回大师阿老丁所建说，他的综合意见是“传说是唐，有初步证据是宋，元时由回回大师阿老丁创建当无疑。”（李兴华《杭州伊斯兰教研究》（上下），《回族研究》2011年第3、4期；收入李兴华《中国名城名镇伊斯兰教研究》（下），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18-919页。）

[②]以上四种碑刻的录文，参见余振贵、雷晓静主编《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1-52、53-55、55-60、62-63页；马建春《杭州伊斯兰教史》附录《杭州伊斯兰教教碑铭与文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51-157页。

[③]Frederick D. Cloud, Hangchow, the “City of Heaven”.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1906, p. 67.

[④]Arnold J. Vissière, “Études Sino-Mahométanes, Deuxième Série, VII, L’Islamisme à Hang-tcheou”, Revue du Monde Musulman, Vol. 22, 1913, pp. 1-84.

[⑤]Robert F. Fitch, Hangchow Itineraries. Second Revised Edition, Shanghai: Kelly & Walsh, Limited, 1922, pp. 38-39.

[⑥]Nancy S. Steinhardt, “China’s Earliest Mosque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Vol. 67, No. 3, September, 2008, pp. 330-361.有关凤凰寺的一般介绍中如此叙述的很普遍，可以参看李兴华先生文中所列，在此列举几篇论文：张敏杰《杭州真教寺始建于何时》，《浙江学刊》1983年第2期。王心喜《杭州凤凰寺始建年代考》，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会、华侨大学华人华侨研究院编《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9辑《多元宗教文化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⑦]余振贵、雷晓静主编《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0、89、91、115、174页。

[⑧]杨晓春《元明时期汉文伊斯兰教文献研究》附录一《元明时期清真寺汉文碑刻文字四十种校点稿》，中华书局，2012年，第291、305页。

[⑨]相关的讨论以及新的补充证据和碑刻年代的推断，请参杨晓春《元明时期汉文伊斯兰教文献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第116-121页。

[⑩]其中《回回原来》一书所叙述的唐代贞观年间回回人的入华既是这样的认识发展到明末清初时期的集大成的代表，也进一步推广、强化了这种认识。

[⑪]刘致平《中国伊斯兰教建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30页。

[⑫]郭成美《再谈浙江清真寺的分布和建造年代》，《中国穆斯林》1992年第3期。

[⑬]杨新平《杭州凤凰寺创始、重建年代考》，《杭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

[⑭]［清］范祖述《杭俗遗风·备考类》“回回堂”条，《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27号影清同治三年（1864年）抄本，第157-158页。

[⑮]查比较通行的1928年杭州六艺书局铅印本，相关部分作：“上造鸡笼顶，远望宛如自鸣钟一座，两旁列石栏。”（［清］范祖述著、洪如嵩补辑《杭俗遗风》，影1928年杭州六艺书局补辑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18页。）不同于同治本作“内造鸡笼顶”，此本作“上造鸡笼顶”，刘致平先生所引亦作“上造鸡笼顶”，或即出自此本。

[⑯]路秉杰、张广林《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44页。

[⑰]纪思《杭州的伊斯兰教建筑凤凰寺》，《文物》1960年第1期。

[⑱]杨新平《杭州凤凰寺的建筑艺术》，《中国穆斯林》1982年第3期。

[⑲]杨新平《杭州凤凰寺创始、重建年代考》，《杭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郭成美《浙江清真寺的分布和建造年代》，《中国穆斯林》1990年第6期。李兴华《杭州伊斯兰教研究》（上下），《回族研究》2011年第3、4期；收入李兴华《中国名城名镇伊斯兰教研究》（下），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23页。马建春《杭州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45页。

[⑳]傅熹年《试论唐至明代官式建筑发展的脉络及其与地方传统的关系》，《文物》1999年第10期。

[21]福建省博物馆、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清净寺奉天坛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

[22]杨晓春《元明时期汉文伊斯兰教文献研究》附录一“元明时期清真寺汉文碑刻文字四十种校点稿”，中华书局，2012年，第264页。

[23]［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八《南山分脉城内胜迹》“真教寺”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9页。

[24]［清］姚礼《郭西小志》卷六“礼拜寺”条，周膺、吴晶点校，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3-114页。

[25]Nancy S. Steinhardt, “China’s Earliest Mosque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Vol. 67, No. 3, September, 2008, pp. 330-361.

[26]［清］阮元《两浙金石志》卷十六，《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4册影清道光四年（1824年）广州刻本，第10591页。

[27]田坂興道《中國における回教の傳來とその弘通》，東洋文庫，1964年，第674页。

[28]刘迎胜《时代的见证——凤凰寺与元代杭州的色目人》，收入刘迎胜《蒙元史考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85页。

[29]（英）莫尔顿（A. H. Morton) 释读英译，周思成校注中译，（伊朗）乌苏吉（Vosougi）释读校，王一丹波斯文校，张帆、吴志坚、党宝海通校《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释读译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56-63页。

[30]郭成美、郭群美《杭州伊斯兰教阿拉伯文波斯文古墓碑考》，《回族研究》1997年第1期。

[31]Agnes S. Lewis, An Inion Recording the Restoration of a Mosque at Hangchow in China , A.D. 1452,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1.按此处引用，回回人名的拉丁字转写仍据原书。

[32]迭里迷是《明史》中的译名，《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忒耳迷，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忒尔梅兹（Termiz）。（参考冯承钧原著、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Termid”条，中华书局，1980年，第95页。）

[33]《元典章》卷十八《户部》卷四“未过门夫死回与财钱一半”条，陈高华、张帆、刘晓、党宝海点校，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50-651页。上引标点有两处改动。

[34]元至大四年（1311年）之前还设有回回哈的司，邱树森先生认为是中央官署。（邱树森《元“回回哈的司”研究》，《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35]《元史》卷一百二《刑法志一》，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620页。

[36]［元］拜住等修纂、方龄贵校注《通制条格校注》卷二十九《僧道·词讼》，中华书局，2001年，第712页。上引标点有一处改动。

[37]《元典章》卷五十三《刑部》卷十五《诉讼·问事》“哈的有司问”条，陈高华、张帆、刘晓、党宝海点校，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579页。

[38]［明］成化《杭州府志》卷四十七《寺观一·城内》，《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5册影明成化间刻本，第678页。

[39]［宋］郑思肖《心史·大义略叙》，《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影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汪骏声林古度刻本，第979页。

[40]［明］刘仲达辑《刘氏鸿书》卷八《地理部·夷俗》，《续修四库全书》第1238册影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刘氏乐志斋刊刻本，第252页。

[41]［元］钟嗣成《录鬼簿》卷下，载［元］钟嗣成、［明］贾仲明著，浦汉明校《新校录鬼簿正续编》，巴蜀书社，1996年，第95页。

[42]赵景深辑《元人杂剧钩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年，第168-169页。

[43]［元］王珪《泰定养生主论》卷二《论婴幼》，褚玄仁校注，李顺保审定，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44]［明］吴伯宗《译天文书序》，载《天文书》卷首，《涵芬楼秘籍》第3集影明内府刻本，第2叶。

[45]［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回回沙碛”条，吴企明点校，中华书局，1997（1988）年，第138页。

[46]田坂興道《中國における回教の傳來とその弘通》，東洋文庫，1964年，第598-710页。杨志玖《回回人的东来和分布》（上下），《回族研究》1993年第1、2期；收入杨志玖《元代回族史稿》，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9-125页。邱树森《元“回回哈的司”研究》，《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杨晓春《元代回回人分布补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47]具体情况，参见杨晓春《元代中国穆斯林墓葬石刻的发现与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3期。

[48]利用成化《杭州府志》所作的研究，参见Arnold J. Vissière, “Études Sino-Mahométanes, Deuxième Série, VII, L’Islamisme à Hang-tcheou”, Revue du Monde Musulman, Vol. 22, 1913, pp. 1-84.郭成美《再谈浙江清真寺的分布和建造年代》，《中国穆斯林》1992年第3期。郭成美《回回氏礼拜寺——杭州又一座元代清真寺》，《伊斯兰文化研究》2008年第3期。李兴华《杭州伊斯兰教研究》（上下），《回族研究》2011年第3、4期；收入李兴华《中国名城名镇伊斯兰教研究》（下），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79-934页。马建春《杭州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60-61页。

[49]刘迎胜老师对元代杭州回回人的两处居住地——荐桥和天井巷，以及墓地——聚景园，作过详细的讨论。（刘迎胜《关于马薛里吉思》，《元史论丛》第8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收入刘迎胜《蒙元史考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6-232页。刘迎胜《时代的见证——凤凰寺与元代杭州的色目人》，收入刘迎胜《蒙元史考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4-291页。）

[50]关于羊坝头的情况，可以参看李兴华《杭州伊斯兰教研究》（上下），《回族研究》2011年第3、4期；收入李兴华《中国名城名镇伊斯兰教研究》（下），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94页。

[51]［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海鳅兆火”条，吴企明点校，中华书局，1997（1988）年，第155页。

[52]［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十九《疆域四·坊巷》，《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史部》影南京图书馆藏宋咸淳刻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53]刘迎胜《时代的见证——凤凰寺与元代杭州的色目人》，收入刘迎胜《蒙元史考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84-285页。

[54]［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嘲回回”条，中华书局，1958年，第348页。

[55]刘迎胜《关于马薛里吉思》，《元史论丛》第8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收入刘迎胜《蒙元史考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7页。

[56]［清］阮元《两浙金石志》卷十六，《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4册影清道光四年（1824年）广州刻本，第10591页。

[57]［宋］《乾道临安志》卷一《行在所·军营》，《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影清光绪七年（1881年）《武林掌故丛编》本，第3219页。

[58]相关的地图的详细说明，参见后文。

[59]［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首，《中华再造善本·明清编·史部》影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初刻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按影印本两叶之中插入了一叶“宋朝西湖图”。

[60]［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一《行在所录·图》，《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史部》影南京图书馆藏宋咸淳刻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61]此图根据慕阿德《行在：有关马可波罗的几个注释》复制。（Arthur C. Moule, Quinsai, With Other Notes on Marco Polo. Fig. 4,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按慕阿德书所据即清道光十年（1830年）钱塘汪氏振绮堂刻本中同治六年补刊之图，同《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影印本。此外，《杭州古旧地图集》也收录此图，但是两个半叶拼合的时候覆盖了中间的一部分文字。（杭州市档案馆编《杭州古旧地图集》图2，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页。）

[62]［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中华再造善本·明清编·史部》影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初刻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此外，《杭州古旧地图集》也收录此图，将四个半叶拼合在了一起。（杭州市档案馆编《杭州古旧地图集》图3，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5页。）此处据《杭州古旧地图集》。

[63]［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回回送终”条，吴企明点校，中华书局，1997（1988）年，第142-143页。

[64]［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58年，第348页。

[65]［元］尹廷高《玉井樵唱》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2册，第699页。

[66]［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十三《行在所录·苑囿》“聚景园”条，《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影清道光十年（1830年）钱塘汪氏振绮堂刻本，第3490-3491页。

[67]［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三《南山胜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8页。

[68]白寿彝《两浙旧事》，《回教论坛半月刊》第3卷第3-4期，1940年；收入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上），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99页。

[69]［明］陈霆《渚山堂词话》卷二，王幼安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19页。

[70]［清］阮元《两浙金石志》卷十六，《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4册影清道光四年（1824年）广州刻本，第10591页。

[71]［清］康熙《杭州府志》卷三十四《坟墓·明》，《浙江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8册影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刻三十三年（1694年）李铎增刻本，第232页。清雍正年间成书之《清波小志》谓丁鹤年“墓在聚景园今石亭子下”。（［清］徐逢吉《清波小志》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1页。）今天，西湖东边柳浪闻莺一带还保存着一件伊斯兰墓盖石以及一座石亭，系从他处移置此处，通常称作是丁鹤年的墓，但是并不能完全确定。

[72]有关丁鹤年墓之所在，光绪《武昌县志》载在武昌寒溪寺后山上。究竟是在杭州还是在武昌，容再作探讨。不过即便丁鹤年墓实际上不在杭州，其葬于杭州的记载也足以说明，清康熙年间南园仍是回回墓地。

[73]［宋］施谔《淳祐临安志》卷六《城府·园馆》，《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影清光绪九年（1883年）《武林掌故丛编》本，第3273页。

[74]［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八十六《园亭》，《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影清道光十年（1830年）钱塘汪氏振绮堂刻本，第4158页。

[75]［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三《南山胜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7页。

[76]［宋］耐得翁《都城纪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0册，第10页。

[77]［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中华再造善本·明清编·史部》影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初刻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此外，《杭州古旧地图集》也收录此图，将八个半叶分别拼合为两幅图。（杭州市档案馆编《杭州古旧地图集》图4，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7页。）此处据《杭州古旧地图集》。

[78]［明］陈师《禅寄笔谈》卷一《广舆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3册影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自刻本，第577页。

[79]［清］康熙《杭州府志》卷三十四《坟墓·明》，《浙江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8册影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刻三十三年（1694年）李铎增刻本，第238页。［清］康熙《钱塘县志》卷十五《丘墓·明》，《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4册影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刻本，第3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