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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中药膏方(滋养膏方)诞生于西汉宫廷,是女御医义灼专为汉武帝母亲王娡太后研制的集治疗、调理、滋养于一体的中药新剂型。因熬制膏方须选用珍稀名贵药材,且工艺极为复杂、品质要求极高,普通百姓难以企及,因此,自汉唐以降,为皇家贵族专用,中药膏方一直被称为“宫廷膏方”。

膏方虽然不像中药汤剂那么奇苦难喝,但因为多以龟胶、骨胶为收膏剂,口感还是差强人意。怎样使膏方的效果好、口味也好?于是,便有了元朝末年有名的诗人、被称为“大孝子”的丁鹤年为母亲更好地调理身体、潜心研制蜜膏的故事——

 

 

蜜膏,顾名思义,就是以蜂蜜做收膏剂而熬成的膏方。

北京鹤年堂的创始人丁鹤年,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记载:“萨都剌之后,回回诗人首推丁鹤年。”),更是名列明初“十大孝子”之首,《四库全书》收录了《丁孝子传》和《丁孝子诗》,诗开篇赞曰:"丁鹤年精诚之心上达九天,丁鹤年精诚之心下达九泉。"讲的是丁鹤年几十年如一日地精心照顾母亲、70多岁高龄又为祖先守灵直到90岁去世。

丁鹤年的曾祖父阿老丁是元朝宫廷食医,以“善药食(药膳)、长药饮(汤剂茶饮)”著称;丁鹤年的父亲职马禄丁精通中医,在武昌达鲁花赤(最高军政长官)任上常为百姓无偿诊疗,当地建有“种德堂”纪念之;丁鹤年更是深得回汉医药之精髓,每当母亲身体不适,丁鹤年都要为之熬制膏方,但是,细心的丁鹤年发现,母亲每次服用时总是面有难色、欲言又止,他多次询问,母亲才告诉他,他熬制的膏方比较苦,不太好下咽......其实,深谙药理的丁鹤年也知道,以前的膏方,基本是以动物胶(动物皮、骨、角、甲等熬制而成)成膏或是以动物脂类成膏,因此,有“膏者,胶也”的记载,因粘、腻而不易吸收和消化,口感味道难以下咽,脾胃不好、老人儿童、久病虚弱者均不能服用。所治病种、证型也非常单一,工艺简单,成为中药剂型中的边缘剂型。丁鹤年就想改进这种熬制方法,找一种新的收膏剂。正在丁鹤年苦无解决之法时,一阵嗡嗡声,使他眼前一亮,他看到窗外,蜜蜂正在花间采蜜,于是他想,为什么不可以用蜂蜜来做收膏剂呢?

蜂蜜“主心腹邪气,诸惊痫痉,安五脏诸不足,益气补中,止痛解毒,除众病,和百药,久服强志轻身,不饥不老”(《神农本草经》),以蜂蜜收膏,不仅可以完全达到膏方的工艺要求,更主要的是,蜂蜜入方,彻底改变了口感,滑润甘醇,不仅容易吸收和消化,还可起到补中和胃的作用,使膏方的治疗和调理效果更加确切可靠。

后来,丁鹤年明朝初年在北京创建鹤年堂的时候,就把他发明的蜜膏,带到北京,一时就出现了北京达官显贵、宫中女眷争相去鹤年堂订制膏方的场面。再后来,就有了杨椒山著名的楹联:欲求养性延年物,须向兼收并蓄家;也就有了膏方发展史中那句“膏方始于汉唐,兴于明,盛于鹤年堂”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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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王道的博客

非遗传承王道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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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405年,正当中国明代著名的航海家郑和带着他那巨大的船队开始远航的时候,在中国的北方,有一位回族人正在忙碌着创办一家药铺,并给这家药铺命名为“鹤年堂”。

         这个举动,虽然不像郑和那样受到国家的重视,却实在是受到了普通老百姓的衷心拥戴。

       创办这家药店的就是在当时就已经以诗歌和医术闻名于世回族老人——丁鹤年。丁鹤年在《明史》和《中国回族史》里均有记载,《四库全书》还收录了他的传记和诗集而流传于今。

元末明初著名诗人、鹤年堂创始人  丁鹤年

      说起丁鹤年,熟悉中国古典文化、尤其是元、明诗词的人,可以说是如雷贯耳:

       丁鹤年(1335-1424),字永庚,号友鹤山人。回族,武昌人。元末明初著名医药学家、诗人。丁鹤年的曾祖阿老丁曾是元初西域的巨商。据说当年元世祖忽必烈西征时,财力匮乏,阿老丁把全部资财奉献,并任忽必烈军中粮草官。元军西征凯旋,阿老丁便随军来到元大都(北京)。

      元朝以功授官,阿老丁(也有称曷老丁)年老不愿仕,特赐田宅留京奉朝请。丁鹤年的祖父苫思丁、父亲职马禄丁、大哥吉雅谟丁、二哥万户烈胆、三哥阿里沙均走上了从政之路,先后官至临江路达鲁花赤和武昌达鲁花赤(蒙古和元朝的官名,为所在地方、军队和官衙的最大监治长官)以及昌国州任知州、武将、翰林应奉等。

            丁鹤年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幼时就读于南湖书院,学习儒家经典,17岁即精通《诗》、《书》、《礼》而负盛名。然而,青年的丁鹤年不求仕进而厉志为学,当父亲想让他世袭荫叔父桓州的官职时,鹤年推辞说:“吾宗固贵显,然以文学知名于世者恒少,吾欲奋身为儒生,岂碌碌袭先荫,苟取禄位而已耶?”公元1352年,元末农民起义军攻入了武昌。年仅18岁的丁鹤年从武昌徒步到浙江定海,官府曾先后几次推荐他出来做官,但都被他拒绝了,他除了继续写诗以外,还在以“善药食(药膳)、长乐饮(保健药汤)”而闻名于大都的曾祖父阿老丁的影响下苦研岐黄(中医)之术,医术渐精,因此,逃避反“色目(回族)人”的运动中,丁鹤年宁肯浪迹江湖,以教书、行医为生,也不愿回去做官。

       丁鹤年的诗在元末明初独树一帜,广为流传,不仅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有较大影响。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坦先生在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中说:“萨都剌之后,回回教诗人首推丁鹤年。”

      世人没有想到的、就连丁鹤年自己可能也没想到的是,转辗流离了大半生的他竟然带着儿孙回到了祖居之地,开起了药铺,“行神农之遗术,弄岐黄之传技”。

     已是古稀之年的丁鹤年之所以要开办药铺,有三个原因:

     一是了却祖辈夙愿。前面说过,丁鹤年的曾祖父阿老丁“善药食(药膳)、长乐饮(保健药汤)”而闻名于大都他的祖父以及父兄也都有较深的医药造诣,在做官的同时,亦运用医术为辖地百姓诊治,尤其是其父职马禄丁、长兄吉雅谟丁更是政绩和医名并重,因此,职马禄丁解官之日,武昌百姓为他建立了“种德堂”;吉雅谟丁因公殉职后,也被列入了《名宦传》。而丁鹤年承家风,深得回汉医药之精髓,养生之真谛,而且在游历中积累了许多民间验方、丹方,收集了许多民间中草药。他一路行医治病的同时,游历名山大川,拜访名人圣士,谈诗论道,切磋易理,探讨养生之法,通过总结自己的医疗实践经验分析阴阳理论对人们养生之道指导意义,并逐步有了自己独到的理解和认识,这就使他打下了深厚的中医药理论功底,加之他擅长中药的炮制之法,在处方的炮制上推陈出新,独辟蹊径,富有创造性,所以他留传下来的不少古方、偏方、秘方,都很有实用价值,与社会上、市面上、江湖上所流传的一般配方不同。他行医于战乱,因此所接诊的患者很多为战乱中所得外伤、瘟疫流行中传染所得的瘟病和因长期饥寒交迫所得的虚衰之症,使他在这几个方面的实践经验更加丰富,从祖传的验方中发展而来的刀伤药、愈骨散、辟瘟汤等用于治疗和预防效果更加显著,种类也更丰富。这些都为日后他创办鹤年堂,开创独具特色的鹤年堂养生理论打下了基础。

    “大隐为医在市廛,千金秘诀自家传。昔时曾起龙归海,今日还将鹤引年。旧炼丹炉留宿火,新开药圃灌春泉。一门父子神仙似,何必壶中别有天?”把丁氏家族医药养生造诣传承下去,也是丁鹤年家族几代人的夙愿。

      二是为民众解除病痛。丁鹤年在几十年漂泊流离的生涯中,深刻体会到劳苦大众缺医少药的痛苦,决心用自己的医术和良药为劳苦大众减轻和解除病痛,殷切地希望人民群众能够过上“化行沧海独升平”的安居乐业的生活。所以,丁鹤年把药铺取名为“鹤年堂”,既有以自己名字命名以却祖愿的含义,更有内含《淮南子.说林》中“鹤寿百岁,以极其游”的意思,同时也取汉族民俗“松鹤延年”之意,表明了他开办医药铺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健康长寿,更好地享受生活的美好。丁鹤年以七十高龄开办鹤年堂,既体现出他作为一代诗人特有的激情豪放,也饱含儒学之士命忧天下之风骨,有着强烈的大丈夫当做以兴天下的大事而流芳百世的追求。

       三是承袭祖产。据考证,当时朝廷特赐阿拉丁的田宅就在菜市口,其大概占地面积,西至现在的宣武门外大街、东至现今的南新华街,深宅大院,蔚为壮观。

        然而,从丁鹤年的祖父苫思丁开始,一直外放做官,祖宅渐渐人稀物少,祖父累官至临江路达鲁花赤,就是当时专掌民政的官员,父亲职马禄丁,任武昌县达鲁花赤,直到丁鹤年70岁回到北京时,其祖宅只剩下不大的一个院落了,然而,正是这个不大的院落,却成就了北京一个标志性地名——菜市口的辉煌,也成就中国会馆历史的辉煌,更成就了中华医药养生600年的辉煌。

       回到祖居之地的丁鹤年,把余下的祖宅重新进行了修葺,改造成了前店后厂的药铺,命名为“鹤年堂”,并亲自题写了“鹤年堂”匾额悬挂在正厅的大门之上。

      鹤年堂开业之初,丁鹤年就定下了“悬壶济世、以民为本”的经营理念。不仅北京当地的民众都去鹤年堂看病取药、包括很多外地来京赶考的穷书生、甚至一些来京公干的外地官员都来找他,而他除了收取一些草药的成本外,问诊、开方均免费,时间不长便声名遐迩。

       当年夏天,北京地区遭受了明朝历史上最严重的干旱,大地龟裂,禾苗枯萎,一群一伙的灾民拖儿带女,流离失所,贫病交迫…… 明朝虽实行“官医”制度,在各地设有所谓“惠民药局”,配有医官,但这种药局所挂出的“给军民贫病者医药”的招牌,不过是骗人的。穷人是一点儿“恩惠”也得不到的。许许多多的贫病者总是被推出门外,他们只好络驿不绝地到菜市口来找号称“平民药局”的鹤年堂求医问药。

       从旱灾发生后,丁鹤年便起早贪黑地为乡亲和远方上门的患者治病。设在菜市口东南角的鹤年堂药铺,整天挤满了病人和他们的家属。丁鹤年总是热心的接待,认真给他们诊脉、开方、配药,对一些付不起药费的穷人,还免费把药送给他们。

      经过600年的传承,如今的鹤年堂,已先后被国家有关部门命名为“中华老字号”、“京城养生老字号、历史悠久第一家”;其694个养生秘方、技艺也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正在为实现“中国人的健康梦”继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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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鹤年与北仑

 丁鹤年与北仑

 
  在北京有一家药店,历史比同仁堂更悠久,它即是“鹤年堂”,创办人为明朝的丁鹤年。还有一套书叫《中国的脊梁》,编者从各朝各代分别抽取一百个国民,明朝开篇头一个名字就叫丁鹤年。
  假如要给这位丁先生制作一张名片的话,其上应该有这么几个头衔:回回族第一诗人,明朝第一养生家,明朝第一孝子。
  之所以奉他为回回族第一诗人,缘于《明史稿》的定论:回回诗人首推丁鹤年。第一养生家是因为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养生药店”鹤年堂(1999年中国国内贸易部颁布)。至于明朝第一孝子,则是由于《四库全书》收录了以他为主角的《丁孝子传》和《丁孝子诗》。
  除了上述几条,其实还应该再加上一条:明朝第一流浪者。从元至正十三年到明洪武十二年,丁鹤年流寓浙东,整整漂走了27年。其中隐居在北仑小港“海巢”的岁月,起码有10年之多。
  关于海巢具体的位置在哪里,据舟山市有关专家认定,是在舟山沈家门的一座山上,那里有一间石房子,墙上刻有海巢两字,然而以兹为证的史料似乎缺乏。
  我以为,海巢应在北仑小港。小港曾出过一个红极一时、名扬四海的望族,就是“小港李家”。在清朝光绪年间,李家先人里有个叫李嘉的,于小港的小浃江口建了一所庭院,作为晚年怡养之处,他去世后这庭院改称梅公祠,他的儿子李云书撰写了一篇《梅公祠纪略》,开头便云:“小港李氏世居大小浃江之间,笠山之南,即元高士丁鹤年避地处名海巢者也。”
  意思说,李家庭院的所在,就是原来丁鹤年避居的“海巢”。李云书先生往下又写道:“门有额曰古海巢居。曰古海巢居者,袭其海巢居之旧名,故以古别之也。”李家把其中的一幢房子命名为“古海巢居”,以示古今有别。
  由此可见,小港小浃江口的梅公祠,就是原来丁鹤年所居住的海巢。假如这段史料还不足以为凭,那么以下还有一段更权威的史料。
  清朝的全祖望曾为丁鹤年的海巢居特意写过一篇《海巢记》:“丁(丁鹤年)卜居定海,其所居在浃口,所称海巢是也。”
  定海,北仑旧属定海。浃口,即浃江口,浃江流经小港全境,而后向东入海,浃江的入海口即浃口。全祖望乃清代著名学者、史家,以他的身份地位,若无十分把握,断不会下此定语。至此,海巢的位属应无异议。当然了,也不排除北仑、舟山两地都有海巢,因为早期的丁鹤年本就是四海为家的。
  单看丁鹤年这名字,我以为他是汉人,事实上,他既不是汉人,也不是蒙古人,而是色目人中的回回人。他的曾祖名叫阿老丁,祖父名叫苫思丁,父亲名叫职马禄丁,末尾都有个丁字,为纪念先人,因此给自己选了个丁姓。
  元朝把全国人口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应该说在少年时,丁鹤年的社会地位还是颇高的。可惜那时已是元朝末年,属于蒙古的黄金时代已然过去,天下大乱,义军四起,元朝的统治已接近尾声,丁鹤年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也摇摇欲坠。元历至正十三年,徐寿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克武昌,年仅十八岁的丁鹤年将生母冯氏安顿于城郊,护侍嫡母顺长江东逃至镇江避难。后嫡母病逝于镇江,他徒步往浙东投奔任定海县令的兄长吉雅谟丁,当时的定海包括如今的北仑与镇海两区。
  吉雅谟丁也给自己取了个汉人名字,叫马元德,他官声甚佳,史书说他:“知进士马君元德之贤,擢尹兹邑,驭若众宽,若赋理,若事不抑以苛细,不畏彼强御,驯而不扰之,三年而政成。”
  丁鹤年到定海后,便在小港浃江口定居,为自己的住所起名“海巢”。历史额外垂青,给了丁鹤年与北仑一段邂逅相守的缘分——形势把元朝逼到了绝地,形势也把丁鹤年逼到了天涯海角。鹤年选择此地避世独居,也是有深意的。
  小港浃口,已是陆地的尽头,打开门便可看到大海,夜里尽是潮声扑耳。所以这“海巢”既是“海巢”,又是海潮。清代诗人胡儋听过小浃江的潮声后,写下《小浃雄潮》诗:“潮音时入耳,带水亦盈盈。夜月声初寂,晨光势早迎。巫山穿滟滪,海沧接蓬瀛。不羡匡庐顶,莲花漏几更。”
  尽管当时中原局势动荡,但有县令兄长的庇护,丁鹤年在沿海的生活还算安逸,其间他写了不少诗,诗文里也是浪潮洋溢,如《海巢》诗:“海上巢居海若降,三山眼底小如矼。已攀若木为华表,更立榑桑作翠幢。蛟室夜光晴烛户,蜃楼秋影冷涵窗。鹪鹩梦断无因到,唯有同栖鹤一双。”
  其后,兄长马元德因政绩突出,被提拔为奉化州牧。那时丁鹤年也一并随行,在奉化,他也写了许多诗歌,如《寓奉化寺寄菩提寺主》:“菩提岭外空王寺,丹磴行穿虎豹群。万壑涛声岩下瀑,千峰雨气屋头云。海龙送水金瓶贮,天女怀香宝鼎焚。惭愧无缘尘土客,朝朝钟鼓下方闻。”
  随即马元德又被升为昌国太守。昌国是舟山旧称,昌国太守,相当于舟山“一把手”。可惜在昌国任上,马元德出了事情,被贬到江西。之前,马元德数次想推荐丁鹤年为官,鹤年置之不顾。听说马元德被贬,“仆隶皆惮行”,“鹤年乃独冲寒雪,冒险途千里从之”。谁知到任不久,马元德即淹死于九江。
  保护伞从此倒下,而时光也进入了明朝,曾经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汉人重新取得主体地位,对异族的清算开始。丁鹤年无法回避他作为色目人的身份,在江西他彷徨四顾,找不到落脚地,想起那远在天涯海角的小浃江,想起浃口岁月的与世无争,毅然再度回归北仑。
  当他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仑时,三十出头的他两鬓却已有白发,而北仑正值生机盎然的春天,于是他挥毫写下《又避地》:“避地长年大海东,萧条生计野人同。深春耒耜孤村雨,落日帆樯远浦风。那得文章偕隐豹,聊将音问托归鸿。平生自恨无仙骨,五色蓬莱咫尺中。”
  这次隐居海巢,看起来与几年前的不同,至少物质上缺乏了保障,并且经过“九江遗恨”,心境也大显苍老,由此他常常忆起兄长马元德,“海国期年政化成,肩舆随处看春耕。正欣鸡犬无惊扰,讵意鲸鲵有斗争。遥岛月明虚燕寝,故山云冷失佳城。梦回佳句难重得,肠断池塘草又生。”
  因为生活困窘,鹤年不得不从事各种营生,“或旅食海乡,为童子师,或寄居僧舍,卖药以自给。虽久处艰瘁,泊如也。”(戴良《九灵山房集·高士传》)
  即使远避海疆,他也难得自在。那时朱元璋已统一了大半个中国,而宁波尚处于方国珍治下,未被统一,明州境内盗贼蜂起,“鹤年逃匿海岛,绝其迹。已而海上多盗,鹤年转徙无常,大抵皆明之境内”。虽然转徙无常,但没有离开明州地界。困苦是显而易见的,“当隆冬,弊衣不掩胫”,寒冬腊月,单薄的衣衫连小腿都盖不住。那时方国珍四处招纳贤士,为己所用,独鹤年“逡巡远避,门无一迹”(戴良《九灵山房集·高士传》)。
  独来独往,漂泊失意,幸亏还有朋友从中慰藉,这个朋友就是隐居于四明山的诸暨人戴良。戴良自号九灵山人,二人唱和不断,鹤年为其写过《奉寄九灵先生(二首)》《奉寄王宣慰兼呈九灵先生》等,戴良也写过《寄鹤年》:“衡门之下可栖迟,且抱遗经住海涯。东汉已编高士传,西方仍诵美人诗。衰年避地方蓬转,故国伤心忽黍离。天末秋风正萧瑟,一鸿声彻暮云悲。”
  丁鹤年在北仑前后寓居10多年,之后他去了杭州、武汉等地,其间又在北京创建“鹤年堂”。他在北仑的故居或许已经湮灭,但他与北仑长达10多年的缘分,不应该被历史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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